一批大都生于70年代的女作家如棉棉、卫慧、朱文颖、周洁茹等人的作品引起了争议。这批贴着“文学新人类”标签的女作家的作品以自己及周边的生活为原型，对性爱进行了大胆感性的描写，而被评论家认为“用身体写作，而不是用头脑写作”。
最受瞩目的是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糖》写了一个问题女孩“我”的故事，“我”和问题男孩赛宁19岁时在酒吧结识，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年充满自虐、受虐的“残酷青春”时期。
棉棉只有高中二年级的学历，而卫慧则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她的《上海宝贝》以半自传体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另类”爱情故事：主人公倪可在精神上同大男孩天天相恋，但又不时背叛他，同一个德国人享受感官生活，天天因绝望而自杀，作者这时也结束了自己的小说。
有评论将这批作品的出现称作是“新小说的早晨”，也有评论将这一现象看作是为迎合“欲望至上论”，而由出版商引发的媚俗的狂欢。读者的反映更是千差万别，尤其是对两位女性作家卫慧和棉棉，争议很大。
王朔对棉棉的《糖》推崇有加，认为“《糖》里有疯狂、歇斯底里和大量的自残。但没有假正经，单这一条就让人喜欢。”他说：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常常把我们内心深处隐藏很好的欲望一语道破。
毛时安认为：对于我来说，这两部小说的阅读，完全是一次全新的精神探险的经历。正是《上海宝贝》拉开了城市那层隐秘的窗帘，使我们看到了许多灯光昏暗、充满着肾上腺气息的生活场景。
王宏图认为：这样的作品感性、真实，有激情。而杨扬则干脆明确抛出一句话：“我对这些作家寄予很大希望。”他认为，对这些作家作品，不能用经典标准来要求，而且在作品中展示欲望没什么不好。
张大文则认为，“另类小说”是一种大的“另类现实”在文学上的投影，表达的是社会组成结构方面、人文思想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有体验的个人与个人寻找体验，哪怕是用身体来完成。
持反对意见的则不能认同她们的另类和疯狂，她们放肆的腔调和灰暗的故事令人难以接受。评论家邹平认为，她们的作品是一个用身体来驾驭的文学世界，没有精神，给人的印象是“只有感官在游走”。
在《文学报》组织的讨论会上，一些评论家发表了批评意见。
陈村说：这究竟是“上海宝贝”还是“上海宝货”，是值得怀疑的。
作家王周生说：“我儿子也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有一次，我给他看‘七十年代人’的小说。他看后说：‘妈妈，你相信她们真有这样的生活吗？我不相信，这是她们做出来的。”
洪治刚认为：她们的作品在内蕴上的单薄和审美价值上的失范让人感到遗憾，因为这意味着作者还没有真正地沉入到生活的内部，没有有效地对它们进行深度的思考和价值追问。
谢冕认为：这些女作家表现出对于世俗的迎合。她们自称，“我优秀，所以自恋且偏执”，“我的写作是在寻欢作乐之后”。她们不仅不反对男性的“窥视”，而且主动地“展示”。
李学武认为：她们的写作深受编辑口味的影响，例如：观念化地表达“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对“新”与“独特”的极端追求，以至于她们的文字走向了“非文学”的道路。
李方在一篇文章中称：现在当文学男青年大概是最傻帽儿的事情，而当文学女青年则是最时髦的选择，因为有的是杂志社出版社憋着想包装你、推你。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作家，从来都要花大力气抵抗这种诱惑，才有可能更上一层楼；而我看到一些美女作家，也许压根就没打算抵抗。
主编了一本“另类小说”集的青年评论家王干指出，她们已达顶峰。对他所熟悉的棉棉，王干说：“她的经验、能量、感觉已完全释放出来，我估计以后不会再达到这种高度了，她的成名作就是代表作，她只是“流星’。”
卫慧对“用身体写作，而不是用头脑写作”这种评论显然很气愤，她说：“我的创作来源于头脑中很深刻的地方，语言都是从心里写出来。”她认为，《上海宝贝》展现了女性文化的热点，即新一代女性要在思想上、事业上甚至身体上独立，从而引起了知识女性的共鸣。所以才会被大家认可，而绝不是“性’描写吸引了读者。
由于被批评较多，她说：“我现在虱多不怕痒。我很勇敢，我说出了别人无法说出的话。‘酒吧文化’这个词让我非常生气。但无论怎样，好歹我算是浮出海面了。很多超出文学之外的东西在操纵我们，这使我变得不再‘纯粹’了，但难道这是我的错吗？”
已嫁给老外并即将做母亲的棉棉目前十分满足，她说：“我还没有无聊到把自己的生活做卖点，但书里面的感情是真的。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到底是为了自由而失控的，还是我们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失控？我一直要探讨的是毒品对青春的摧残，我所描写的对象同时也是我所反对的对象，我的书不可能也不应该畅销。吸毒是最危险的一件事，不是酷，双性恋同性恋更不是酷，它们是一件麻烦的有问题的事。”
（综合《文学报》1127期、1129期《齐鲁晚报》3．17《解放日报》3．1《中国青年报》3．13《北京青年报》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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